徐迅雷:该当何罪与该当何责
2017-03-30 16:23: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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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当何罪与该当何责

徐迅雷

故事很惊悚,事故很严重。一位母亲被逼债遭到非人的极端侮辱,她儿子一怒之下拿出一把水果刀刺向一群催债者,最终导致一死三伤。这就是近日网络刷屏的“刺死辱母者”案,发生在山东聊城;22岁的杀人者于欢,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,罪名是“故意伤害罪”。

于欢该当何罪?法庭辩论,公众议论,最终尚未定论——于欢已经提起上诉,期待二审的到来。庭审争议焦点,是故意杀人还是故意伤害、是否构成正当防卫。于欢的辩护律师提出,于欢系防卫过当,应从轻处罚。

于欢是典型的“激情犯罪”,没有预谋,不属于“预谋犯罪”。她母亲因经营小厂资金困难,而向一地产老板借了上百万元的高利贷,大头还完了还欠17万元小头,结果遭到恐怖逼债。有个情节是,逼债者在马桶里拉了屎之后将她的头按了进去。逼债者有11人,在长达一小时的侮辱后,儿子于欢情急之中操起水果刀怒刺对方,伤及4人;其中一个被刺中者自行驾车就医,因失血过多休克死亡。

作家、哲学家加缪提出这样一个命题——“我反抗故我在”,将反抗视为人之所以为人、人之所以存在的条件与标志。于欢当然首先是反抗者,然后才涉嫌犯罪。反抗也是要在法律规定范畴之内的,超越了就要审判论罪。于欢该当何罪,有待司法的公正结论。有网友说得很理性:“个人觉得,‘正当防卫’是否成立完全取决于法官怎么看待这些事实。不成立是可能的,成立也是可能的。但哪怕是不完美的‘正当防卫’辩护,也是可以减轻罪行的。此案从故意杀人变成了故意伤害,法官其实也应该酌情处理了,但最后仍旧是无期徒刑的判决,似乎并不是我们心目中的正义。”

司法的难点,往往不是法律适用问题,而在于对事实认定的分歧。在采用陪审团制的国家,会把事实判断的权力交给社会大众,要求一定数量的人得出一致结论时,法庭才会判定事实成立。我们是由法官裁量定夺的,所以法官是依法治国的核心角色之一。要匡扶正义,就要不枉不纵,最终实现司法正义,树立法律信仰,维护司法公信力。足球踢个乌龙球,无非是输一场比赛;司法进个乌龙球,损害的是法律尊严和人心意志。

法律是所有人的“挡箭牌”,然则,在这起案件事故发生之前,本应成为于欢及其母亲“挡箭牌”、最大可能避免这起惨案发生的当地警察,却涉嫌失职渎职。3月26日消息:最高人民检察院已派员赴山东阅卷,“对于欢的行为是属于正当防卫、防卫过当还是故意伤害,将依法予以审查认定;对媒体反映的警察在此案执法过程中存在失职渎职行为,将依法调查处理”。

媒体报道:母亲厂里员工看见状报了警,警察来了,进屋说了句“要账可以,但不能动手打人”,就走了。员工拦在警车前,说你们走了,他娘俩就没命了,你们要走,就从我身上轧过去。“比起警察不来,更让人绝望的是警察来了,什么都没做,就又走了。”

我国的《人民警察法》,第1条开宗明义说立法宗旨:“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,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……”第六条讲履行职责,第一款就是“预防、制止和侦查违法犯罪活动”。第21条更明确:“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、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,应当立即救助;对公民提出解决纠纷的要求,应当给予帮助;对公民的报警案件,应当及时查处。”在本案中,警察是否“事不关己,高高挂起”?问号将由最高检拉直。而《人民警察法》第22条规定了警察不得有“玩忽职守,不履行法定义务”等等一系列行为。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,这是对的,而这之前,还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报警事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。

比起于欢的“该当何罪”,警察的“该当何责”更是重中之重。一两个警察失责不可怕,如果变成了警方的失责、检方的失责、官方的失责,一失再失,一错再错,那才是最可怕、最危险的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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