杭州八年抗战:浩气壮湖山
2017-06-30 03:07:5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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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八年抗战:浩气壮湖山

徐迅雷

巍巍天目山,傲然屹立,这是杭州军民团结抗日的烽火战场。

滔滔钱江水,滚滚东流,这是国共两党合作御敌的历史见证。

在今天的杭州西溪路上,经过杭州市政府修葺的淞沪抗战88师阵亡将士纪念牌楼高高耸立,“浩气长存”四个大字分外醒目;黄绍竑题写的联语刚劲有力,上联是:“浩气壮湖山,魂来怒卷江潮白”,铭刻下钱江怒潮般的抗战志气。

浩气长存,气壮湖山!面对外敌的入侵,无论是大江南北,还是长城内外,全体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,共赴国难!

万众一心,同仇敌忾!面对日寇的肆虐,无论是正面战场,还是敌后战场,千千万万爱国将士浴血奋战,视死如归!

“国破家亡欲何之,西子湖头有我师。”1937年7月7日,全民族的抗战爆发。杭州,东南形胜的杭州,是全国最早沦陷的大城市之一。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,杭州人发扬坚韧不拔、决不低头的“杭铁头”精神,以硬骨头的形象,发出“还我河山”的呐喊,投入“救亡图存”的战斗——

“粉骨碎身浑不怕”,不惜流血牺牲,可歌可泣!

“烈火焚烧若等闲”,顽强抗战到底,直至胜利!

   我的河山我的国,我的家园我的城!

1937年9月26日清晨4时,第一列火车驶过了茅以升主持修建的钱塘江大桥。此时,距离“七七卢沟桥事变”方才两个月余。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,这场抗战史上规模最大、战斗最惨烈的战役,在“血肉磨坊”中鏖战3个月后,中国军队撤退。12月13日,南京沦陷;10天后,日寇已逼近钱塘江大桥桥北;傍晚时分,“江天暮霭,黑暗降临”,在一声轰然巨响中,钱塘江大桥炸断,以阻日军南犯。次日,1937年12月24日,在圣诞节前一天,在平安夜到来之前,杭城沦陷。从此,杭州成为中国沦陷时间最早、战争创伤最深的城市之一。

   “越王欲雪稽山耻,越溪送女愁西子。一步一回头,酒旗楼外楼……”这是刚刚上任的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,在沦陷前撤离杭州时写下的悲愤心曲,多少留恋,跃然纸上。杭城沦陷前曾两度进行大疏散,沦陷后剩余不到十万人,多数为赤贫户。

   日寇的铁蹄,从此开始残酷践踏杭州这片美丽的土地。据后来的杭州市抗战课题调研小组调研报告:抗战期间,杭州全市伤亡近5.5万人,其中致死31859人。日军多次进行群体性屠杀,其中的“乔司大屠杀”,被杀害群众达1300余人;“午潮山惨案”,一次集中屠杀了400多人。由于人杀得太多,在杭县乔司镇、打铁关夏氏庙、富阳宋殿村等6处出现了“千人坑”。

   日军实行疯狂屠杀的同时,到处强奸妇女,丧心病狂。在余观巷,一名十二三岁的女孩遭轮奸后,被日军用板凳砸死。在大井巷,一名14岁幼女被强奸。在玉皇山难民营,4名妇女同时被4名日军强奸。在牛羊司巷,一名怀孕数月的妇女遭轮奸后杀害,墙门外一名老太也遭日军轮奸。在鸡笼山,一个妇女为躲避强奸跳进河里,被开枪打死……因强奸致死、致伤的妇女,共达2500人。日军还在市区共设了13个“慰安所”,残酷蹂躏妇女。这是不共戴天之仇!

杭州全市各种财产的损失难以计数。房屋被毁累计达22万多间,其中城区毁损房屋为28018间。乔司镇被日军连续反复烧杀三天,全镇变成一片废墟,烧毁房屋2000余间;杭州南星桥至闸口一带,民房连烧两天两夜,沿江一带全成焦土,造成了“万户萧疏鬼唱歌”的悲惨情形。

日军实行“杀光、烧光、抢光”的“三光作战”,无恶不作,罄竹难书。在当年所摄照片中,有一张是一群日本兵兴高采烈地抬着木杠,木杠上挂着一条条大鲤鱼,而这些鱼正是玉泉的著名观赏鱼,日本鬼子将它们统统捞走,变成了吃到肚子里的“战利品”。

“战争,使某些人变得残忍,使另一些人变得高尚;使某些人嗜杀成性,而另一些人则奋勇忘我地救死扶伤。”在血雨腥风、苦难深重中,杭州有一批市民与国际友人,组成“红十字会”,冒着生命危险奋起救助,先后救护了2.5万名妇女儿童。是的,这些英勇的“杭铁头”,成为杭州的“辛德勒”,谱写了一段人道主义救助的伟岸历史。

抗战初期,英、美、法等国尚未与日军交战,由这些国家来杭传教士们主办的广济医院、仁爱医院、蕙兰中学、弘道女中和基督教青年会,成为救助杭城百姓的“临时难民收容所”;另外还有灵隐寺等,同时救助、庇护了大批难民。美国传教士、时任蕙兰中学校长的克莱顿,真实记录了杭城被蹂躏的悲惨情形,他在1944年出版了《天堂之下》一书,被称为“杭州版的拉贝日记”。

更为可贵的是,广济医院还奋不顾身地接收治疗抗战伤员,创立伤兵分院,由田浩征任总干事,先后医治过上千名抗战伤员;“杭铁头”田浩征,时任广济医院的法律顾问,是“红十字会”成员,成为当时杭州“辛德勒”的核心成员。伤兵分院一直坚持到1939年9月才关张,但依然有伤兵留驻在广济。1937年8月15日,中国第一个击落日本飞机的抗日英雄高志航,负伤入住广济医院,见证了杭州民间无畏无惧的“杭铁头”。

   国破山河在,一寸山河一寸血!

在“八一三”淞沪抗战爆发次日,日本海军航空队的飞机飞临杭州上空,向笕桥机场扔炸弹,“八一四”空战爆发。杭州笕桥是“中国空军的摇篮”,中央航空学校就设在这里。

大刀向鬼子的头上砍去,战机向日寇的机群冲去!飞行四大队的高志航大队长,这位曾在法国学习飞机驾驶、能驾机轻松地穿越凯旋门的中国空军杰出飞行员,当即率领机群起飞,给日军以迎头痛击。高志航驾驶当时最先进的霍克3型战斗机,在浓云密布中,第一个击落了日本飞机,史无前例。

在“八一四”空战中,最后的结果是6比0——中国空军击落6架日本军机,而我们自己毫发无损!中国,第一次给战争插上了翅膀!

空战之后两小时,杭州街头就激动地响起了《号外》的叫卖声。冼星海、孙师毅等人创作了慷慨的战歌《永远的八一四》:“八一四,西湖滨,海风怒吼山岳倾。高志航,飞将军,怒目裂,血飞腾;振臂高呼鼓翼升,群英奋起如流星,掀天揭地鬼神惊。我何壮兮一挡十,彼何怯兮六比零……”

“八一四”空战第二天,杭州空战又击落日机10多架,高志航自己也在空战中负了伤,入住广济医院,得到悉心呵护。3个月后,高志航奉命接收苏联援华战机,转场至河南周口机场时不幸牺牲。“我有一事,生死与之。”在抗战史上,高志航为中国空军飞行员写下了一首悲壮的史诗,成为抗日空军心目中的“空军军魂”!

自从杭嘉湖地区沦陷后,彼时共辖1市14县的杭州地区,面临的战略态势是:杭州市和杭县全部沦陷,抗日转为地下工作;余杭大部分沦陷,余杭、富阳的一部分,成为半游击区;国民政府军队退守桐庐、建德、寿昌、淳安一带,主要据守钱塘江、富春江南岸一线,与日军隔江对峙;天目山南的临安、於潜、分水、新登接近战区,成为抗战前线。始终未曾陷于日寇入侵的县城,仅为最偏远的昌化、遂安两个。由此,天目山地区成为重要的抗日根据地,如同一个打进沦陷区的楔子。

打开浙江地形图就可以看到:杭州之西的天目山和杭州之南的钱塘江(包括上游富春江),犹如左手和右手,构成山水两道屏障,托住杭嘉湖平原。以钱塘江为界,西北部分称为浙西,东南部分称为浙东。

这是我们的河山,可以凭借御敌的河山!

浙西行署,设在於潜西天目山禅源寺,借用寺院的108间房。这国民政府在浙西前线的指挥机关,领导浙西23县市的抗战,开展敌后游击战,支持正面战场。天目山浙西抗日根据地,成为国民政府少数坚持到抗战胜利的敌后抗日基地之一。

在天目山,发生了著名的告岭之战,先后两次。告岭是重要关隘,被称为“天目山之门”,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。如果告岭不守,日军即可越过天目山,直下於潜、分水、桐庐,浙南半壁河山很快会陷于敌手。告岭之得失,关系极为重大。

1937年岁末,天寒地冻,衣裳单薄的176师守军,在告岭与日军开展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。当地百姓把木炭送到战壕里,给战士烤火取暖。这场阻击战,中国军队经过一昼两夜的战斗,挡住了日军一个旅团的轮番进攻,以牺牲139名官兵、8名民夫的代价,成功阻敌,而日军的伤亡在我一倍以上。

第二次告岭之战,则更为激烈和持久,从1943年10月1日开始,长达1个多月战斗才结束。当时日寇集结3万余兵力“扫荡”浙西,攻击的最终目的是要干掉浙西行署,摧毁这个抗战指挥枢纽。以告岭为中心,各种争夺战发生了无数次。最危险的一次攻击,是伪装成山民的小股日寇,从我方防线间隙中穿插过岭,夺取了山南的太子庙,离禅源寺浙西行署不足十里。行署主任贺扬灵,当地《民族日报》的编辑和记者,还有禅源寺方丈等僧人,都手执步兵武器,同仇敌忾,誓死坚守。后经守军分头包围,消灭了这股日军,转危为安。

军民团结如一人,试看天下谁能敌!天目山地区的老百姓,给予中国抗战军队强有力的支持,日寇“扫荡”浙西以失败而告终。

巍巍天目山,成为抗日的丰碑。

1939年,那是一个春天。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、南方局书记周恩来,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公开身份,从陪都重庆来到浙江前哨视察。3月17日,周恩来抵达浙江金华,随后途经建德、淳安、分水、於潜等地,抵达西天目山浙西行署,与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会晤洽谈,共商抗日大计。

在禅源寺浙西临时中学,周恩来以极大的感召力发表演讲,称赞浙江是东南战场的先锋,号召全体人员团结抗战,收复杭嘉湖,保卫大浙江。之后离开天目山,前往桐庐、富阳一带,视察钱塘江南岸防务。

浙西之行,周恩来广泛地接触各阶层人士,开展抗日宣传和统战工作,以坚定的意志、独到的见解、精辟的分析、渊博的知识,赢得了人心,鼓舞了士气,对巩固和发展浙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,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抗战的出路在于团结统一,抗战的胜利在于坚韧持久。抗战爆发后,作为政治犯的共产党人纷纷获得释放,走出监狱。党员朱镜我、张三扬、张崇文、邢子陶、徐洁身等人获释后,先后来到杭州,担负起重建浙江党组织、指导抗日救亡运动的任务。这里没有“洞中开宴会,招待出牢人”,一切悄然进行。1937年11月,在杭州皮市巷,中共浙江省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,徐洁身任书记。1938年5月,中共浙江临时省委成立,刘英任书记。此后,杭州各县的党组织纷纷成立,组织抗日武装队伍,开展游击战争。

1938年3月18日,日军进犯临安,沈子球领导的余临孝边区抗日游击大队,在泥山湾伏击日军,击毙9人,缴获战马10余匹及部分物资。此后,他的队伍不断扩大,队员增至200余人,拥有各类枪械100余支。建德的党员陈一文,组织起一支50余人的抗日“坚勇队”,开展游击活动。富阳特派员蒋忠回乡,建立亲贤乡抗日自卫队。1942年7月,中共浙东区党委成立,谭启龙任书记;之后浙东抗日武装正式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,谭启龙担任政委。1943年12月,杨思一、蔡群帆率浙东抗日武装主力一部,与金义八大队等部会合,成立中共金萧地委,同时成立金萧支队,开辟抗日根据地。

   1945年1月,由粟裕任司令员的新四军苏浙军区成立,成功控制了东西天目山,建立起方圆300余里、有100余万人口的浙西抗日根据地。余杭、临安、富阳先后建立起了抗日民主政权,鼎力支援新四军。

1945年4月至8月,新四军苏浙军区为打通浙西、浙东两大抗日根据地,四纵队两渡富春江,十一支队进抵萧山县境,与大批日军遭遇,击退了日军的猖狂进攻,6名新四军战士光荣牺牲;在二纵队及其所属金萧支队的配合下,新四军有效地控制了富春江南岸的广大地区,为夺取浙江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。

“冲过钱塘江,收复杭嘉湖!”这是当年一个响亮的战斗口号。

钱塘江、富春江南岸,属于浙东地区;地处萧绍平原的萧山县,当时属绍兴管辖,是保卫浙东的门户。沿着两江,发生了多次极为惨烈的战斗。

   日军侵占杭州后的第10天,驻萧山守军为侦探日军兵力部署,组成了一支40人的敢死队,由排长马国星率领,乘夜色偷渡钱塘江,冲上杭州南星桥一带,与数千日军发生激战。前迎强敌,后临大江,寡众悬殊,弹药告罄,他们亮出刺刀,分头猛冲,其中18人壮烈牺牲,被日军剖腹弃于钱塘江。一生壮烈融水中,半江瑟瑟半江红!“十八壮士”如今安葬于萧山北干山脚下。

   驻守萧山的中国军队和萧山人民,为保卫家乡、保卫钱塘江南岸,冒着敌人的炮火,日夜抢修工事;在枪林弹雨中,一次次击退了日军的渡江南侵。正是他们的英雄壮举,使得萧山军民与盘踞杭州的日军隔江对峙达两年之久。

“痛史铭英烈,悲章颂毅魂。”1939年3月,在富阳发生了气壮山河、威震浙江的“东洲沙保卫战”。日军侵占了江北一线后,企图进犯江南,扫荡浙东。东洲岛当时由浙江省抗敌自卫团第一支队守卫,面对偷渡上岸的千余日军,自卫团官兵临危不惧,奋勇抵抗。东洲几番易手。历经55小时苦战,最后在当地群众和友军支援下,夺回阵地,重创日寇。共有两百多位抗日军民为国捐躯。

   “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,存在于民众之中。”杭州军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,他们炸桥梁、毁公路、袭战车、拔据点、入虎穴、杀汉奸,大张民族气节。军民合作抗日锄奸的典例,是锄掉大汉奸、杭州市首任伪市长何瓒。何瓒,福建人,早年曾在日本学医,杭州沦陷后,他认贼作父,当上伪市长,发布“一号通令”,对百姓横征暴敛。在聚丰园菜馆做杂工的沈国英等两位普通百姓,协助中统,伺机锄奸。两位行动组员,从浙东悄悄跨过钱塘江潜入杭州。因为沈国英曾被派去何瓒家送过几次烤鸭,他很方便摸清其情况。一日乘何瓒在家吃晚饭之机,行动组员将其击毙。成功后4人撤入附近一浴池,佯装洗澡,把枪塞进浴池通水洞里,机智地躲过了日本兵的搜查。无畏无惧的“杭铁头”沈国英,后来秘密进入富阳游击区,走上了抗日的道路。

“起来,不愿做奴隶的人们!”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,多少“杭铁头”就是这样走上抗日之路的!“赖有岳于双少保,人间始觉重西湖。”这是清朝诗人袁枚的名句,留存在杭州青山绿水间的“西湖三杰”岳飞、于谦、张苍水,那悲壮的千古浩气,激励着后来的“杭铁头”们,不惧危险,前赴后继,为国家牺牲,为民族取义!

“甲午战争中,中国人只有两种情景,一种是悲惨,另一种是非常非常悲惨。抗日战争中,这两种情景改变了:一种是坚强,另一种是非常非常坚强。”这种非常非常坚强,也充分体现在抗战时期杭州文化人的身上。

竺可桢在1936年受命出任浙江大学校长,13年校长生涯,8年笼罩在战火硝烟中。“读书不忘抗日,抗日不忘读书。”他率领师生,踏上漫漫西迁路程,跋涉5000里、历经5省、5易校址,谱写了一部伟大的“文军长征”史。1938年11月,浙大西迁广西宜山时,竺可桢通过校务会提出并确立了“求是”的校训。在颠沛流离的恶劣环境中,“求是”的竺可桢,奇迹般地把这所“流亡大学”办成了“东方剑桥”。

   当年在杭州虎跑寺出家的弘一法师,则是“念佛不忘救国,救国必须念佛”,他手书这一抗战志言,号召全国佛教徒奋起抗战。弘一法师早年曾留学日本,抗战爆发后有日本人找到他,请他循当年鉴真之例,东渡弘扬佛法,弘一法师愤怒而坚定地说:“当年鉴真法师去日本,海水是蓝的,现在已被你们染红了!日本,我是万万不会去的!”

   杭州沦陷后,大批进步文化人士转移至周边县市,重新组建起形式多样的抗日文化团体,坚持开展群众性抗日文化宣传活动。组织戏剧队演出《放下你的鞭子》、《汉奸下场》、《打鬼子去》等新剧;着力普及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、《大刀进行曲》、《黄河大合唱》、《游击队之歌》等歌曲;各地纷纷举办抗战画展,萧山、淳安等地还发售了《列宁画传》等书籍。“一馆三团”——浙西民族文化馆、浙西民族剧团、最前线剧团、前哨剧团,成为抗日文化宣传的重点机构。

   在天目山地区,抗战新闻宣传机构和报刊社,接二连三成立,在艰难条件下顽强地存在下去,有的报纸还绕过日伪军哨卡、封锁线,悄悄发行到沦陷的杭州。《民族日报》《浙西日报》和《扫荡简报》,成为浙西新闻界的三面旗帜。《民族日报》的社长王闻识是中共党员,社址一度成为中共浙西特委的秘密住地;《民族日报》办得富有激情,发行量最高达到8000多份,极大地激发和鼓舞了广大军民的抗战斗志和抗战信心。1941年,日本飞机对西天目山狂轰滥炸,《民族日报》社除电台外,其他设施设备全部被毁。“皖南事变”后,王闻识在金华被捕,1942年10月10日逝于上饶集中营,成为烈士,名垂青史。

……

杭州八年抗战,浩气壮湖山!在“我生国亡,我死国存”的誓死宣言中,爱国军民用自己的血肉,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壮怀激烈的抗日战歌,为民族的解放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。为抗击日本侵略者而牺牲的每一个英魂,都永垂不朽!

   1945年8月15日,日本帝国主义战败,宣布无条件投降,日本侵略军倒在自己的“太阳”旗下。杭州富阳宋殿村,被指定为侵浙日军投降地点。9月4日,受降仪式举行,不可一世的日军在这里低下了罪恶的头颅。后来为了纪念受降,宋殿村所在的长新乡改名为受降乡,之后改为受降镇。民族的苦难,换来民族的骄傲——杭州抗战史,最后在这里画上了句号。

殷忧启圣,多难兴邦;缅怀先烈,珍视和平。战争并非起源于单一原因,和平乃是诸多力量之间的平衡。记住历史,不是为了记住仇恨,而是为了永续和平。

而今,在美丽的人间天堂杭州,在曲院风荷,有一个“福井杭州友好公园”;在柳浪闻莺,静静地立着一块碑,上书“日中不再战”,那是和平的回声。

(原载2015年7月7日《杭州日报》,收入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《杭城群星闪耀时》一书)

【本文主要参考书目】

《抗日烽火中的杭州》,杭州市档案馆编,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;

《杭州抗战纪实》,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、杭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编,1995年6月印;

《血证(三)——杭州市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成果汇编》,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,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11月第1版;

《西湖旭日——中共杭州历史简编(1919—1949)》,中共杭州市委组织部、中共杭州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、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,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;

《悲章痛史铭英雄——杭州抗日战争故事》,赵冠义著,杭州出版社2013年4月第1版;

《之江风云——抗日战争时期,新四军在杭州地区坚持斗争记略》,杭州市新四军研究会编,2009年9月印;

《抗日战争在萧山》,中共杭州市萧山区委党史研究室编,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;

《杭州抗战历史图片展》,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、杭州市新四军研究会编,2005年6月印;

《民国杭州新闻史稿》,何扬鸣著,杭州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;

《双叶集》,张白怀、朱为先著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版;

《无语江山有人物》,傅国涌著,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第1版;

《烽火抗日忆当年征文集——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》,中共杭州市委老干部局、杭州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编,1995年12月印;

《烽火抗日——离休干部的抗日回忆》,中共杭州市下城区老干部局编,2005年8月印;

《抗日战争史料选编》,杭州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编,1995年5月印;

《浙东革命根据地简史(征求意见稿)》,杭州大学历史系浙东革命根据地调查组编,1975年8月油印;

《抗战纪实(附全彩作战地图册)》,赵曾俦著,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9月第1版。

【书中配图】

浩气长存:88师淞沪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牌楼。

九一八事变后,杭州召开各界抗日救国市民大会。

活跃在杭州城郊的抗日游击队。

杭州沦陷后,据守钱塘江南岸的抗日武装多次挫败日军南侵的企图。

钱塘江大桥在日军侵占前夕已炸断。

日军将杭州玉泉放养的观赏鲤鱼掳掠一空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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