徐迅雷:《人民的名义》为何人气爆棚
2017-04-17 00:00:54
  • 0
  • 0
  • 3

《人民的名义》为何人气爆棚

徐迅雷

反腐要正气磅礴,作品要大气蓬勃。

正在湖南卫视热播的55集电视剧《人民的名义》,以及周梅森的同名原著长篇小说,那真叫一个“人气爆棚”。小说在年初出版,只售出不温不火的几万册,在电视剧开播后第十天就破了百万。小说的电子版也卖得很好,我所购的就是亚马逊的电子书。周梅森被誉为“中国政治小说第一人”,他的作品个性鲜明,故事性很强,矛盾冲突剧烈,人物性格突出,语言则是直白明快。正如周梅森自己所说的,他的作品属于典型的“批判现实主义”。

投入1.2亿所拍的《人民的名义》,被湖南卫视“加价1亿”买断了版权,如今越加越多的随播广告那可是“时间之路漫漫”,赚大了。你可以列举出这部电视剧诸多的缺点:不少细节是不准确的、经不起推敲的,比如开场去查那个“小官巨贪”,在他家里搜查的整个过程中,那贪官始终在吃一碗炸酱面,吃碗面哪里用得着那么长的时间?编起来的电视剧,最难的是恐怕就是做到细节精确精准。有些人物及其遭遇,也是比较不靠谱,比如市委书记李达康的妹妹,在哥哥家里做保姆,由她来担任“访民”的角色,表现群众上访的苦状,而她上访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,这被网友称之为“不是反腐剧,简直是神话剧”。在表演方面,饰演反贪局长侯亮平的陆毅,作为“颜值担当”的男一号,未免也演得太刻板太拘束了,始终“端”着。还有,电视剧的配乐属于“廉价制作”,相当简单而粗糙……然而,终归是瑕不掩瑜,人气爆棚就是人气爆棚。

全民以观众的名义热议《人民的名义》,这种盛况,多年未见。人气爆棚的一个重要原因,就是这部电视剧填补了一个巨大的空白:很长时间没有反腐正剧了,更是没有省级以上、涉及“副国级”的反腐电视剧。事实上,大量的情节表现了种种官场生态,这也不仅仅只是“反腐”一个“主旋律”;如此全面描述高级干部政坛生态的“政坛电视剧”,此前你看过吗?原本就没有。1986年,根据柯云路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《新星》,是以一个县为背景,浓缩了当年改革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活,迄今已过去了31年。不久前,那可是满屏“抗日神剧”呢,手撕鬼子、裤裆藏雷什么的。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副主任范子文,是周梅森的老朋友、老搭档,他去南京找到周梅森,“三顾茅庐”才有了这个剧本;打动周梅森的是这句话:“十八大之后,对反腐这一举国关注、举世瞩目的大事,竟然还没有一部像样的电视剧。”受众的普遍饥渴、公众的强烈期待,使《人民的名义》成为“饥饿营销”之后最解渴的电视剧。所以,当有知名学者批评该剧还是“清官思维”的时候,我说:你就知足吧,否则再整天让你看抗日神剧!

源于生活的反腐斗争,使这部电视剧的故事性极强,贪腐惊心,命运揪心,悬念抓心。如果没有极强的斗争性,那么篇幅如此长的电视剧想获得持续的爆棚人气,那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以人民的名义贪腐很容易,以人民的名义反腐很艰难;真正的反腐,是你死我活的斗争。“腐败分子比我有想象力、创造力,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惊人的腐败事件,远远超出一个作家的想象。”周梅森如是说。电视剧中构筑钞票墙的上亿元是道具,现实中构筑钞票墙的上亿元是真钱。腐败的一个根源,在于官场侵犯市场;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,被过多控制在权力的手中,这在《人民的名义》中有比较充分的表现。“真实而尺度大”,这话常常被用来描述周梅森的作品,而尺度是相对的,现实中打下的“大老虎”有“正国级”的,《人民的名义》还没有“大”到这个份上,可是,与过去任何的反腐剧相比,这都已是最大的了。周梅森的“批判现实主义”,可贵的是“批判”的胆识,如果说批判那些“以人民的名义,为人民币服务”的贪官还是容易的,那么,用台词说出“过去是老百姓不相信政府能做坏事,现在是老百姓不相信政府能做好事”等等诸多盛世危言,确实是不简单的。

人物个性鲜明,一大批老戏骨非常精彩的表演,是这部电视剧吸引人的重要因素。饰演李达康书记的吴刚,我看是表演最佳的“男1号”,这位吴刚,还真是给观众捧出了最为浓烈的“桂花酒”。其他如张丰毅、张志坚、侯勇、柯蓝等等都演得不错。然而,“演得不错”是表,“人物塑造“才是里,关键是周梅森在这个“反腐高压下中国政治和官场生态的长幅画卷”中,从“批判现实主义”的视角出发,把一个个人物塑造得栩栩如生。

当然,周梅森和他的这部作品,也受到了不少的批评。时评家连清川先生就发文批评“周梅森已经过时了”,认为他所采用的视角仍然是十年以前甚或更早之前的政治视角;“当所有的一切被归结为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的时候,其它一切政治问题都会被掩盖:公平、正义、法治、民主”;而周梅森的政治理想,“不过是重回千年的海瑞思维而已”;“中国从来都不缺少以清官思维来建设理想社会的愚昧,而极度匮乏的是,以制度建设的方式,来反思和构建中国政治文明的理性”。

不能说连清川先生的批评没有道理,问题是连先生忘了一个基本的现实逻辑:周梅森写的是已经过去的现实,时间节点是很清楚的十八大前后、具体的“八项规定”出台前后,作为批判现实主义,批判的是已然发生的“现实”,而已然发生的“现实”,大致就是周梅森笔下的那般情形,木有连清川先生期待的“以制度建设的方式,来反思和构建中国政治文明的理性”,也就是连先生自己所言的“极度匮乏”。没有那样的人,没有那样的事,没有那样的建设与反建设的斗争,你叫一个作家如何去虚构呢?他写的是过去式,你说的是未来梦。周梅森未必就不懂得“更加完整的市场制度,更加透明的法治制度,更加公平的社会制度”这一常识,其实这些思想和理念在周梅森之前的诸多作品里都有表现。比如代表作之一的小说《国家公诉》,“周梅森将此斗争上升到现代国家应以法律为惟一准绳的理念高度,深切昭示了《国家公诉》对那些呼唤包打天下的清官作品的敏锐超越”。

“潜心八年,六易其稿”,作为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周梅森,受惠于现实,此间推出《人民的名义》这个作品,正当其时;他期待的是“权力彻底被关进了制度的笼子”的那一天,他说,那时候他就要为如何编剧苦思冥想了。

最新文章
相关阅读